第七卷（第2页）

德·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德·雷奥米尔先生，这位先生每到星期五学士院开例会的日子都来德·博茨府上吃晚餐。德·博茨先生和他谈起我的计划，说我愿意把方案送交学士院审查。德·雷奥米尔先生答应帮忙，他替我向学士院提交了申请，学士院同意详细研究我的方案。到了约定的日子，我在德·雷奥米尔先生的带领下走进学士院，由他为我做了介绍。

那一天是1742年8月22日，我有幸在学士院宣读了早早准备好的论文。这座大名鼎鼎的科学殿堂的确庄严肃穆，人才济济，但我在这里并不像在德·博茨夫人面前那么腼腆。宣讲和答辩都应付得不错。我的论文通过了，而且得到了许多赞美之词，让我又惊又喜。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些院士竟然会赏识一位不是院士的人。负责审核方案的院士是德·梅朗贝尔西耶先生、埃洛先生和富希先生。他们当然都是杰出人士，但他们都不懂音乐，或者说他们对音乐的了解还不足以审核我的方案。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不无惊讶但又无可置疑地确信，学者们在某些方面的成见确实比一般人少。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成见比一般人要固执得多。我承认回答时有些怯场，也有措辞不当之处，但是我的基本原则和主张是无可辩驳的，他们提出的大多数反驳都站不住脚，然而，我完全无法让他们真正听进我的说明。他们甚至还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就用几句冠冕堂皇的漂亮话轻而易举地驳斥我，让我目瞪口呆。他们不知从哪请来了一位苏埃蒂神父，说这位早就提出了用数字记录音阶的想法，足以证明我的记谱法根本不算新发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没听说过苏埃蒂神父的大名，他的七音记谱法适合记录教堂唱诵的圣歌，但没有考虑到八度音程的存在，完全不能和我发明的简便记谱法相提并论。我发明的方法可以用数字轻松记录音乐里可能出现的一切，包括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而苏埃蒂根本不曾考虑到这些。我发明的记谱法最大的优点在于省略了变调和谱号，这样一来，同样一支曲子不论用什么调，只需要在曲子开头改动一个字母，便可以轻松记录下来，还可以随意变调。说实话，单论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说他是第一个发明简谱的人倒也不为过。问题在于我面对的学究们过度夸大了这项发明雏形的重要性。他们对记谱体系的内容高谈阔论，实则一派胡言，不知所云。这些先生不知从巴黎哪位乱弹琴的乐师那里听说变调演奏没有任何意义，便以此为依据对我的发明中最大的优点大加驳斥，将其作为不容置辩的否决理由。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的记谱法适用于声乐，但不适合器乐。然而事实是我的记谱法不仅适用于声乐，而且更适用于器乐。学士院根据先生们的报告给我颁发了一张措辞极尽溢美之词的证书，然而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不实用。后来我写了一部题为《论现代音乐》的书，这本书交由公众来评判好了，我认为没有必要用这样一张证书来装饰我的著作。

这件事让我体会到，即便一个人博览群书，对不同学科都有所了解，但要想客观地钻研某个专项课题，如果不对这一课题专门研究，那还不如一个知识浅陋却对这一课题有所专精的人。

唯一对我的记谱法提出站得住脚的反驳的人是拉莫。我刚介绍完我的体系，他就看出了其中的弱点。他对我说：“你这些符号确实很好，确定音值简单明了，音程表现得很清楚，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些都是现有的一般记谱法做不到的。但是呢，它们坏在要求演奏者用脑子去想，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的速度。”他又说道：“我们现在使用的音符位置明摆在眼前，不必费脑子去想。如果两个音符，一个很高，一个很低，中间用一大串音符连接起来，我也一眼就能看出由此到彼的渐进过程，可是用你的记谱法呢，我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顺下来才能理清楚中间这一大串，这就没法一目了然。”我对这个反对意见无话可说，当时就表示认同。这点反对意见简单又明显，但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位院士想到这一点，这也不足为奇。真正奇怪的是那些大学者可谓无所不知，然而竟然不懂得术业有专攻的道理。

我时常拜访审核委员和其他院士，便有机会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等我步入文士之林时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不过眼下，我还是专心研究我的记谱法，一心要在音乐领域掀起一场革命，把握机会一飞冲天。在巴黎，在艺术界一飞冲天往往能让人名利双收。我闭门不出，激情澎湃，一连埋头好几个月，彻底重写了在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将其改成了一部面向公众的作品。完成之后，便要找一位愿意接受我手稿的书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铸造字模得花一笔钱，书商们往往不肯把钱花在默默无闻的新作者身上。但当时的我却想用这部作品挣回写作时的开销，在我眼里这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博纳丰为我联系上了老基约。老基约和我签了合同，盈利对半分，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按合同出了书，可他没能把书卖出去，我付的出版税打了水漂，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封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其他记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也不错，可是销路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推行这种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这种方法最后得不到推广，所以不愿意在这上面浪费时间。而我却说：我的记谱法思路清晰，如果能够掌握这种方法，再用普通的方法学习音乐反而可以节省时间。为了用实践证明我的说法，经过罗甘先生的介绍，我免费为一位美国女人德卢兰小姐上起了音乐课。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她已经可以用我的记谱法阅读任何曲谱，甚至可以看谱唱出难度不大的歌曲，比我更胜一筹。我的实验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然而没有任何人知道。换作别人一定会在报上大吹大擂，可是我呢，我虽然小有才气，却从来不懂得好好宣传，让这些小小的发明为自己创造财富。

就这样，我的希罗喷水器又一次破碎了。可是这一回，我已经三十岁了，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而巴黎是个没有钱就活不下去的地方。经过这一场紧张的徒劳奔忙，现在我需要歇口气。所以我不仅没有悲观失望，反而听天由命，心安理得地怠惰起来。为了等待老天爷替我解决问题，我不慌不忙地守着仅存的几个金路易坐吃山空——对于我在走投无路时采取的这种对策，只有不曾读过本书第一部的读者才会感到惊讶。我生活中的享受一样也没有取消，只是花费上稍微节制一些，咖啡馆改为两天去一次，剧院一星期只去两次。至于花街柳巷的开销倒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一辈子也不曾为此花过一个硬币，只有一次例外，就是我下面要说的这一次。

我身上的钱连三个月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而我却高枕无忧地过起了懒散而孤独的生活，安逸闲适，满怀信心，这是我异于常人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中的一大怪癖。此刻的我极度需要别人的关照，然而这种迫切需要反而让我失去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应当登门拜访，我越觉得社交无聊，甚至连我好不容易混了个脸熟的院士文人们都不愿往来了，只是偶尔去看看马里沃、德·马布利神父和丰特内勒。我把自己写作的喜剧《纳西索斯》拿给马里沃看，他很喜欢这部作品，欣然答应为我修改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聊音乐，他也和我谈了他的写作计划。我们俩很快就成了亲密的好友，这份友谊持续了整整十五年，要不是后来我不幸成了他的同行，我们的友情还可以维持更长时间。

在迫不得已去乞讨前，我在剩下这点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里做了些什么，大概没有人能猜得到：我在这段时间里背诵那些读过一百遍又忘了一百遍的诗篇。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去卢森堡公园散步，衣袋里揣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作品集[56]，在那里一直待到午餐时分。有时背诵宗教颂歌，有时背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始终没有灰心。我还记得，古希腊将军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后，这位沦为俘虏的雅典人便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从这位博学的榜样身上得出一点教益：要好好锻炼记忆力，将所有诗人的作品熟记于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时以此谋生。

我还想到了另一个可靠有效的谋生之道：下棋。下午不去剧院看戏的时候，我便常去莫杰咖啡馆找人下棋。我在那里认识了德·雷加尔先生、于松先生和菲利多尔。我见识了当时的棋界高手，自己的棋艺却不见长进。但是我毫不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人——我认为可以靠下棋养活自己。不管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痴心妄想。我琢磨着：“不管哪一行，顶尖高手总是受欢迎的，只要我能成为顶尖高手，就一定会时来运转，再加上我本身的才干，剩下的就不用愁了。”我之所以有这样幼稚的想法纯粹是出于懒惰。发奋图强意味着付出巨大的努力，这让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说辞掩盖偷懒的羞愧。

我就这样安然坐等身无分文的那一天。如果不是卡斯泰尔神父给我的当头棒喝，我很可能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花光最后一分钱。有时我去咖啡馆的时候，就顺便去看看这位卡斯泰尔神父。他有点疯疯癫癫，但确实是个好人。他对我虚掷时光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卡斯泰尔神父对我说：“既然音乐家和学者跟您唱不到一个调门上，您干脆就改弦更张去拜访太太们吧，也许您在这方面更容易成功。我和德·贝桑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看看她吧，就说是我介绍的。她心地善良，您和她的丈夫儿子又是同乡，她一定乐意见您。您还能见到她的女儿德·布罗格利夫人，那可是一位才女。还有一位杜宾夫人，我和她也谈到过您，她很想见见您，您把您的作品带给她看看，她会热情接待您的。在巴黎做什么都得靠女人：女人就像是曲线，聪明人就是这些曲线的渐近线——他们不断接近她们，却永远不和她们相交。”

这些拜访对我来说像苦役一样可怕。拖了一天又一天，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访德·贝桑瓦尔夫人。她对我很亲切。德·布罗格利夫人一进房间，德·贝桑瓦尔夫人便对她说：“女儿，这位就是卡斯泰尔神父和我们提起的卢梭先生。”德·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作品赞赏了一番，领着我来到羽管键琴边，以此表示她对我的作品早有研究。我见挂钟已经快一点了，便起身准备告辞，德·贝桑瓦尔夫人对我说：“您家离这里很远，不妨留步在府上用膳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过了一刻钟，我才从她的言语间意识到，原来她是请我到家仆吃饭的地方用餐。德·贝桑瓦尔夫人的确是一位好人，但是她目光狭隘，出身波兰贵族的显赫家世让她过于骄傲，不懂得给予才子应有的尊重。她仅凭举止判断我的为人，甚至没有注意我的衣着——我穿戴得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整洁，绝对不像是在下房吃饭的人。我早就不在下房吃饭了，这一次也不想再回到那里去。我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表示，只是对德·贝桑瓦尔夫人说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话间便起身告辞。德·布罗格利夫人走到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效果立竿见影。德·贝桑瓦尔夫人连忙起身挽留，对我说：“我想请您赏光和我们一起用餐。”这么一来，我再端架子就太蠢了，于是便留了下来。德·布罗格利夫人的好意让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对她产生了兴趣。和她一起用餐让我感觉十分愉快，我希望她日后对我了解加深的时候不会因为赐予我这份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德·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德·布罗格利夫人一样，张口闭口都是巴黎上流社会的行话，使用的都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可就相形见绌了。我审时度势，不敢卖弄聪明，只好一言不发。如果我能一直安分守己，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话，我就永远不会落入今天的深渊了。

我笨嘴拙舌，不能在德·布罗格利夫人面前露一手以证明自己配得上她的垂青，心里十分难过。饭后，我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当时我口袋里装着一首韵文诗体信，是我在里昂时写给帕里佐的。这首诗本来就不乏热情，我朗诵时更加激情洋溢，让他们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是我虚荣心作祟，也许是事实的确如此，我总觉得德·布罗格利夫人的眼神仿佛在对她的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不该和女佣们一起吃饭，配得上和您同席，我没说错吧？”在此刻之前，我心里一直不舒坦，以这种方式反击之后，我终于痛快了。德·布罗格利夫人对我的好评又前进了一步，这一步迈得有些过了头：她认为我不久就会名震巴黎，成为时来运转的风流人物。为了引导缺乏经验的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她对我说：“这本书是一位良师益友，将来您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一下，对您想必有好处。”出于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我将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每每想到这位贵妇人认为我是个风流才子，总是不免哑然失笑。读完这本书，我真想和作者交朋友。天性给我的指引没有错：这位作者是我在文人中结交的唯一真心的朋友。

从这一刻开始，德·贝桑瓦尔男爵夫人和德·布罗格利侯爵夫人便成了我的指望，我相信她们既然关心我，想必不会让我久困穷途。我果然没有看错。现在我想谈谈我成为杜宾夫人座上客的经过，这次登门对我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杜宾夫人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杜宾夫人三姐妹被人称为“美惠三女神”：德·拉图施夫人跟着德·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德·亚尔蒂夫人是孔代亲王的情妇——不仅仅是情妇，还是他独一无二的红颜知己，她温柔善良，聪颖可爱，是个不识愁滋味的活泼女子；杜宾夫人是三姐妹中最美貌的，也是唯一没有因为行为不检点引来闲言碎语的。她是杜宾先生殷勤好客得到的奖赏，当初他在家乡盛情招待了杜宾夫人的母亲，母亲心怀感激，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丰厚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到杜宾夫人的时候，她依旧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人之一。她接见我时正在梳妆打扮，裸着双臂，披散着秀发，晨衣也只是随意披在身上。我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接待，不禁方寸大乱，可怜的脑袋晕乎乎的，完全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迷上杜宾夫人了。

我的慌乱似乎没有给她留下太坏的印象。她根本没有觉察到我的热情，欣然收下我的作品，以行家的态度和我讨论我的方案，一面唱，一面自己弹着羽管键琴伴奏。她还留我吃饭，让我坐在她身边。这一切实在让我如醉如痴，我整个人都为她而倾倒。她允许我拜访她。我便抓住这个机会，几乎每天都去她府上，每星期还在她家吃上两三顿饭。我有满腹情衷想向她倾诉，却总是壮不起胆。种种原因加剧了我天生的羞怯。成为富家豪族的座上宾就等于踏上了亨通之路，在我当时的处境下，我不愿贸然行事，以免断送了这条路。杜宾夫人固然可爱，但她也是个严肃冷淡的女人，我从她的言行举止中看不出一点足以壮我胆气的挑逗之意。她的门第和当时巴黎任何一家相比都不输显赫，座上宾客人才荟萃，可以说是集巴黎各界精英于一堂。权贵、文人、美女，一切风云人物都会得到她的欢迎。府上往来的全是公爵、大使和名流。罗昂公主、德·福卡基耶伯爵夫人、德·米尔普瓦夫人、德·布里尼奥尔夫人、赫尔维夫人都算得上是她的朋友。德·丰特内勒先生、德·圣皮埃尔神父、萨利埃神父、德·富尔蒙先生、德·贝尔尼先生、德·布封先生、德·伏尔泰先生都是她的座上宾，也常在她府上吃饭。她态度拘谨，对年青人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是她接待的宾客都是有身份有地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而在这些人当中，可怜的让－雅克当然不敢有出风头的非分之想。我不敢开口又不甘沉默，于是便鼓起勇气给她写信。她收到我的信之后，整整两天连提都不曾提起。第三天，她把信退还给我，当面责备了我几句，语气冰冷得让我心寒。我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那一见钟情的激情同希望一起破灭了。我彬彬有礼地把话说开了，之后又像以前那样和她相处，只是从此再没和她提过一个情字，连深情的目光也不敢有。

我以为自己做的傻事就这样过去了，然而并没有。德·弗兰格耶先生是杜宾先生的儿子、杜宾夫人的继子，年纪同杜宾夫人和我都差不多。他相貌英俊，聪明，也有野心。据说他觊觎自己的继母，也许唯一的根据就是继母做主给他娶了一位貌丑心善的妻子，而她和继子儿媳都相处得很融洽。德·弗兰格耶先生很懂音乐，这成了我们交往的纽带，他自己多才多艺，也很爱惜人才。我很喜欢他，也常去看他。可是有一天他突然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得太频繁，请我以后别再去了。如果她在退信时提出这个委婉的请求，那还说得过去，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八九天，无缘无故提出这一点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更奇怪的是，说完这番话之后，德·弗兰格耶夫妇并没有因此冷落我。既然他这么说，我到他们家确实去得少了，要不是杜宾夫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我可能再也不会登门。杜宾夫人请我临时照看她的小儿子，因为孩子要换家庭教师，大概有八九天的时间无人照管。那几天我真是活受罪，只能想着这是杜宾夫人的吩咐，才勉强忍了过来。可怜的小舍农索那时候性格就十分乖戾，后来差点让家族名声扫地，最后死在了波旁岛。我的全部任务就是看住他，不让他为非作歹，害人害己，这就足够我费心劳神了，要是再让我照顾他一星期，就算杜宾夫人以身相许我也不干。

和德·弗兰格耶先生成了朋友，我开始跟他一起学习，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搬到了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街。住在维尔德莱街的时候，我不小心得了感冒，后来发展成肺炎，差点一命呜呼。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感染脑膜炎咽喉炎之类的病症（尤其是咽喉炎），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折磨得我死去活来，我在死神面前大概都算是个熟面孔了。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眼下的处境。我痛恨自己的羞怯软弱和漫不经心。我心中燃烧着烈火，可就是这漫不经心的毛病让我一事无成，总是处在走投无路的边缘。在我生病前夕，我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已经忘记了。虽然我对别人的才能推崇备至而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但对这部歌剧的音乐我实在不敢恭维，它缺乏热情且毫无创意。有时我甚至心想：“换成我一定写得比他好。”然而，我总是将写作歌剧看作浩大的工程，又听到业内人士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所以永远不敢尝试，连想一想都觉得不知天高地厚。话说回来，谁会愿意为我的音乐写词，还能按我的意思修改呢？我病得卧床不起时，作曲写歌剧的念头又浮上心头。我在发烧烧得迷糊时还构思了几首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记得还编了两三首即兴之作，倘若乐师们听到演奏效果，可能会大加赞赏。可惜啊，要是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高烧孕育了多么伟大的作品啊！

病后康复期我还在琢磨这些音乐和歌剧题材，只是心绪比病中平静多了。我发现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纠结到了不由自主的地步，于是决定干脆放手一试，看自己究竟能不能独立写作一部歌剧，包括唱词和音乐。这已经不是初次尝试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题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悲歌剧，不过我算还有自知之明，后来把手稿丢进火里烧了。在里昂的那段日子里，我又写了一部歌剧，题为《新世界的发现》，还把歌词念给博尔德先生、德·马布利神父和特吕布莱神父等人听，当时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谱好了曲，戴维德看了这些曲谱后说某些片段可以与意大利作曲家波农奇尼媲美，尽管如此，最后我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

这一次动笔前，我先费了一番功夫构思全剧大纲。我计划写作一出英雄芭蕾舞剧，各自独立的三幕分别讲述三个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搭配气质不同的音乐。每一幕都讲述了一位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给这部歌剧取名为《风流的缪斯》。第一幕音乐刚劲有力，主人翁是意大利诗人塔索；第二幕音乐缠绵悱恻，主人翁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第三幕的主人翁是古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旋律洋溢着酒神颂歌的欢快气氛。我先从第一幕入手，满腔热情，埋头写作，这种热情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谱曲的快乐。有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的大门，突然觉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回口袋，赶紧跑回家关起房门，拉上窗帘不透一丝光线，然后便躺在床上沉醉其中，乐思如泉涌。我用七八个小时便构思好了第一幕最精彩的部分。当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塔索，我感受到自己对费拉拉公主的爱意以及我在她那位不义的兄长面前表现出的崇高伟岸的情感，这让我度过了妙趣无穷的一夜，比真正在公主怀抱中度过一夜良宵还要美好百倍。第二天早晨，在疲倦和睡意的冲刷下，昨夜构思的乐曲只记得一小部分了，但即便这仅存的片断也能充分展现出完整乐章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