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第2页）

结识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多少妨碍了我遁世而居的计划，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放弃这个计划。即便是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挚感情才能让我忍受他们身边的人。让我最为难的就是如何将这种感情和更符合我的品位、更适合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元帅夫妇对我的身体健康十分牵挂，但是社交场上的礼数和晚宴还是一天天消耗着我的精力。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如，晚餐后元帅先生习惯早睡，总是不由分说地把我也从餐桌旁拉走，让我早些休息。直到我的灾难快要临头前不久，他才不知为何停止了这份关怀。

我早在感觉到元帅夫人的冷淡之前，就打算继续施行原先的计划，免得落入受人冷眼的尴尬境地。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必须等待《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完成了《社会契约论》最后的修改润色，然后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如数付了这笔钱。关于这本书稿，也许有一件小事不该漏掉。我把书稿封好交给迪瓦赞。他是沃州的牧师，也是荷兰教堂（荷兰驻巴黎使馆的新教小教堂）的祈祷师，他和雷伊有联系，有时也来看我，所以我便委托他把书稿带给雷伊。书稿的字体很小，体积也不大，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那包书稿不知怎么落到了关吏手里，关吏为了检查打开了包裹。他以大使的名义索要书稿，他们就还给他了，这样一来，他自己便有了机会翻阅这本书稿，他还天真地告诉我他确实抢先拜读了，还对作品赞不绝口，没有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但是毫无疑问，他暗地里铆足了劲，准备等正式出版后再为基督教一雪前耻。他把书稿重新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信中告诉我的事情经过大致如此，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也到此为止。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一直时不时在编写的《音乐辞典》以外，我还有几部不太重要的作品已经整理就绪，随时可以出版。我打算把它们印成单行本发行，或者收录在有朝一日或许会出版的作品集中。现在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还是手稿，保存在佩鲁那里，其中有一部《论语言的起源》，我请德·马勒舍先生和德·罗伦齐骑士看过这篇稿子，骑士先生还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去一系列开支，至少可以让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本金，我可以将这笔钱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存成一笔终身年金，然后，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们俩可以一起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宁静度日，再也不劳他人为我费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杂事，只求安安稳稳了此残生，同时继续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好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构思许久的回忆录。

这就是我的人生规划。雷伊的慷慨仗义为这项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助力，这一点我决不能略过不提。巴黎人对这位书商说了那么多我的坏话，然而在我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雷伊是唯一始终让我觉得值得称道的人。诚然，为了作品的印行，我们常常争吵。他做事有点漫不经心，我又是个直脾气。然而在薪酬等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和他从来没有签订过正式协议，但我始终觉得他严谨而公正。只有他一人曾向我坦言，和我合作是一笔好买卖。他常对我说，是我让他发了财，愿意和我分享。他不便直接报答我，便通过我的女家长向我表达感谢：他赠给戴莱丝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写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挣得的利益。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没有炫耀，没有吹嘘，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和人说起，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雷伊的所作所为让我深受感动，从那时起，我和雷伊之间结下了真正的友情。没过多久，他又请我做他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我被人逼到这样的境地，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为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做多少有益的事。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朴实的慷慨之举如此感恩戴德，却对有钱有势之人大张旗鼓的示好无动于衷呢？那些家伙逢人便说他们如何有恩于我，而我却没有丝毫感觉——这究竟是他们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虚伪浮夸还是我忘恩负义呢？理性的读者啊，请你们做出判断吧，我在此就不多说了。

这笔年金为戴莱丝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负担。我自己没有动用过这笔年金，别人送给她的礼物我从来不插手，全归她自己支配。我替她管钱的时候也总是一笔笔为她记上细账，不会支取半文钱用于我们共同生活的开支，即使在她比我富裕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对她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这是我经常对她重复的原则，也一直按这条原则与她相处。然而竟然有卑鄙小人说我借她的手接受我不愿亲自下手的东西，毫无疑问，这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么说的人太不了解我了。如果是她辛苦挣来的面包，我乐意和她分享，但是我绝不会和她分享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按照自然规律，我先于她离开人世，将来她还可以为我作证。不幸的是，她在各方面都不善节俭，也不会精打细算，花钱大手大脚，她倒不爱慕虚荣，也不讲究吃穿，唯一的原因就是对钱不上心。

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有那么些绝佳的优点，那我宁愿她有这些缺点，而不希望她有什么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更大的损害。我为了她，就像当年为妈妈一样操碎了心，想为她攒下一笔积蓄，作为她以后的生活来源。为此我花费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心血，然而终究是白费心思。妈妈和戴莱丝都从不会算账，不管我怎么努力，她们总是有多少就花多少。戴莱丝总是衣着简朴，可是雷伊的年金永远不够她穿，我每年还得拿自己的钱贴补她。不管是她还是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守财奴的料，当然，这一点并不算是我们的不幸。

《社会契约论》很快印出来了，《爱弥儿》则不然。可我要等到《爱弥儿》出版才能施行我的隐遁计划。迪舍纳时不时寄来样版让我挑。我选定了他又不拿去印，反而再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最后，版面尺寸和字体等事项终于全都商量好了，甚至已经印出了几页，这时我对校样稍微做了些改动，他又把全部校样拿去重新来过。六个月过去了，出版工作与第一天相比没有任何进展，始终停留在原地。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总算看明白——这本书同时在荷兰和法国印刷，到时候会出两个版本。我能怎么办呢？我的手稿已经由不得我做主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的印制，而且一直反对在法国出版这部作品。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是否愿意都已经在印行，而且要做荷兰那一版的样本，所以我不得不关注一下，好好看看校样，总不能由着他们把我的书改得面目全非。而且我也想着，作品是在主管官员的许可下印刷的，可以说差不多就是他本人在负责印制工作，他还时常写信给我，甚至还为这件事还来看过我。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前来看我，我稍后再谈。

迪舍纳的进展像乌龟一样迟缓，内奥姆被他一耽误，更是慢上加慢。迪舍纳总不是把印好的样张按时寄给他。通过迪舍纳的印刷商居伊的种种作为，他看出迪舍纳居心不良，见他们不按约行事，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处都没法说，对他只有爱莫能助。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常见到我，每每和我聊起这本书都持保留态度。对于这本书在法国印刷，主管官员也参与其中的事，他似乎知道，似乎又不是很清楚。他为这本书未来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言语间似乎怪我太不谨慎，可又不肯明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每次说起这本书，他都拐弯抹角，闪烁其词，好像只是为了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这件事没有任何好担心的，只觉得他那种圆滑神秘的口吻很好笑，我认为那是他跟在朝臣和官僚身后学来的阴阳怪气，因为他经常往他们的办公室跑。

我自以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深信它不但得到了主管官员的首肯和保护，也值得而且实际上也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关照，所以我觉得这事完全不必担心，还觉得那些似乎为我担忧的朋友胆怯得有些好笑。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凭我对杜克洛的正直品格和远见卓识的信赖，如果不是坚信作品本身的裨益和作品保护人的公正，我可能会和他一样惊慌失措。《爱弥儿》还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来看我，跟我谈起了这本书。我把《萨瓦副本堂神父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安静听完，神色间似乎颇为欣赏。我刚一读完，他就问我：“公民！您什么意思？您在巴黎印的书里有这部分？”我答道：“是呀，这本书可以说是奉国王的谕旨，在卢浮宫里印刷呢。”“我同意您的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您行行好，别对任何人说我曾经听您念过这篇东西。”这番惊人之语让我哑然，但依然没让我警醒。我知道杜克洛和德·马勒舍先生经常见面，很难想象他们两个人在同一问题上的看法竟然如此天差地别。

我在蒙莫朗西住了四年多，身体一天也没有舒坦过。蒙莫朗西虽然空气清新，但是水质很差，这很可能就是让我的老毛病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1761年晚秋时节，我彻底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无数忧虑加剧了肉体的痛苦，病痛转而让我心头的负担更加沉重。一段时间以来，我心头始终笼罩着某种朦胧而阴沉的预感，让我心烦意乱，却不知道究竟是何缘故。我收到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匿名信，有些署名的信件也同样离奇。巴黎议会的一位参议员给我写信，表示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感到这样的社会绝不会善终，请我为他在日内瓦和瑞士之间选择一条退隐之路，好让他带着全家归隐乡野。我还收到某议会的司法院长先生给我的信，他所在的司法院当时与宫廷不和，他建议我为司法院草拟几份备忘录和谏书，还答应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资料。我被病痛折磨的时候脾气总是不好。这些信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回信中不免大发脾气，断然拒绝对方的要求。说实话，让我自责的不是拒绝本身——这些信完全可能是敌人故意设下的圈套，再说他们有求于我的都是违背我本人根本原则的事情——而是我原本可以婉言辞谢，却疾言厉色地拒绝。这就是我的不对了。

大家可以在我的信函集中找到这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他还有当时的许多人都认为，法兰西的体制已经腐朽，很快就会崩溃。zhengfu决策失当让国家承受了一场不幸的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财政状况乱作一团；政界勾心斗角，分掌行政权的两三位大臣公然对立，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不惜将整个王国推向崩溃的边缘；全国上下各阶层人民怨声载道；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75]，如果她有头脑的话，那点头脑也全用在了她个人的好恶上，她一直在剪除异己，赶走最有才干的人，安插讨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因素累积在一起，都足以证明那位参议员、广大民众和我个人预见的正确性。这种预见甚至让我自己也多次为难，犹豫是否该在笼罩这座王国的动乱爆发前另寻栖身之处。不过转念一想，我觉得自己孑然一身，生性爱好和平，主动选择孤独的生活，自信任何风暴都不会波及我。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德·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可能让他在zhengfu失去人心的任务。我真希望他在这方面能为自己留一条退路，以防这台危如累卵的庞大机器真如人们担心的那样轰然倒塌。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如果不是军政大权最后被一个人抓在手里的话[76]，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早就陷入绝境了。

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爱弥儿》的印刷也日渐停滞，最后干脆完全止步不前。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不肯再写信给我，也不回我的信，德·马勒舍先生当时也在乡下。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打听到消息，完全无法了解情况。哪怕发生天大的不幸，只要我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就不会手忙脚乱，也不至于灰心丧气。但是我生来就害怕未知的黑暗，我害怕而且痛恨黑暗的阴森氛围，神秘与我光明磊落的天性相克，让我夜不能眠、不得安生。光天化日之下，最狰狞的怪物都不会让我太过惊慌，但是，如果在夜里看到用白布蒙着头的人影，我会吓得魂飞魄散。于是乎，长久的沉默煽动起我的想象力，在我眼前描画出幢幢鬼影。我越是关心这部最后也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情况，就越要冥思苦想，试图找出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容易走极端，所以这本书的印刷一停，我就觉得它是被取缔了。可我想象不出取缔的缘由，也无法想象具体的经过，于是就陷入了无比难堪的惴惴不安。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德·马勒舍先生，给德·卢森堡夫人，但凡收不到回信或者回信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寄到，我就阵脚大乱，急得发狂。

偏偏就在这时候，我听说耶稣会士格里菲神父谈到了《爱弥儿》，甚至还引用了几段原文。我脑海里仿佛登时划过一道闪电，策马奔腾的想象力一下揭开了不仁不义的面纱：我看到了背后的真相，整个过程仿佛神启一般清晰详实。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耶稣会士一定对我谈论中学教育的鄙视口吻暴跳如雷，所以夺走了我的作品，阻碍作品出版的非他们莫属。他们从盖兰那里得知了我当时的病情，盘算着我死期将近——我自己当时也对此毫不怀疑——所以计划拖到我死后再继续印刷，那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阉割和篡改我的作品，将与我本人看法相左的观点强加到我名下，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说来也真是惊人，我产生这种疯狂的想法之后，无数事实和细节随即涌入我的脑海，全都印证了我的狂想，让它看起来无比逼真。哎呀，岂止是逼真！简直让我的想法有根有据，好像事情真的如此似的。盖兰与耶稣会士为伍，这我是知道的。我甚至认为他从前正是出于耶稣会士的授意才和我结交，当初他敦促我和内奥姆签合同很可能也是受那帮教士的唆使，我深信他们通过内奥姆拿到了我著作的开头几页，后来又想办法把迪舍纳的印刷耽搁下来，也许他们还夺走了我的手稿，以便从容不迫地对内容大动手脚，只等我一死就能按他们的意思发表经过篡改的我的作品。

不管贝蒂埃神父如何花言巧语，我始终觉得耶稣会士全都不喜欢我，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还因为我的观点比我无神论的同行们更能反驳他们的教义和权威。缺乏宽容是狂热的无神论者和狂热的有神论者的共同点，这可能拉近他们的距离，甚至能让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对中国人的态度就是这样[77]，现在一起打击我的态度也如出一辙。符合理性和道德的宗教则会取消人管理信仰的一切权力，让掌握教权的专断者再无立足之地。我知道德·马勒舍先生的父亲德·拉穆瓦尼翁大法官对耶稣会士的态度很友好，所以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严将曾经受他庇护的作品交到他们手里。

我甚至觉得，出版商对开头两卷的吹毛求疵正是德·马勒舍先生撒手不管的后果，印刷这两卷的时候，他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改版重印，可是大家都知道，另外两卷的文字要犀利得多，如果都按头两卷那样审查，非得全盘改写不可。此外，德·马勒舍先生亲自告诉过我，他让格拉夫神父监督这本书的出版。而格拉夫神父也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眼里看到的都是耶稣会士，唯独没想到一点：当时的耶稣会正面临着被取缔的危机，眼下正自顾不暇，哪里顾得上和一部事不关己的书找麻烦呢。我说“没想到”其实是不对的，实际上我的确想到了这一点，德·马勒舍先生得知我在胡思乱想时也特意向我提出了这一点。然而，隐居乡野的人对国家大事一无所知，妄图判断其中的奥妙自然漏洞百出，我的愚蠢之处就在于死活不相信耶稣会士已经风雨飘摇，反而认为他们故意散布出这样的谣言作为障眼法，以此麻痹敌人。他们过去事事顺利，让我对他们的势力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可怕印象，还为议会行将被他们打垮而感慨悲叹。我知道德·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读过书，德·蓬巴杜夫人和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与宠妃和权臣结成同盟，对付共同的敌人，对于双方都很有利。宫廷似乎万事不管，所以我一直深信，即使耶稣会有一天遭到重创，打击的力量也不会来自议会。从宫廷袖手旁观的态度来看，我对耶稣会势力的信心还是有根据的。总之，我从当时的流言中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虚伪狡诈和重重陷阱；我以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处理对手；我也毫不怀疑，他们很快就会粉碎冉森教派，击败议会，打垮百科全书派，碾压一切不受他们奴役的力量。按我的想法，如果他们最后允许我的书出版，那也要先把它改造成为他们所用的武器，然后才会利用我的名字去诓骗读者。

我当时觉得自己真是来日无多。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当时竟然没有让我忧愤而死，到现在我都很难理解。一想到我最有价值、最优秀的著作反而可能让我死后名誉扫地，我简直万箭穿心。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么害怕死亡，如果真在那时死去，我想我会死不瞑目。

时至今日，诋毁我身后之名的阴谋已经在我身边张开罗网，我眼看着空前险恶的阴谋毫无阻碍地一步步实现，可是现在让我死去，我会比那时坦然得多，因为现在我相信，我已经在自己的作品里留下了对我有利的证据，我的作品迟早会战胜他们的阴谋。

德·马勒舍先生见我焦躁不安，又听了我的慷慨陈词，便想设法安抚我的情绪，这种想法充分证明了他的向善之心。德·卢森堡夫人对此也很上心，她到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亲自了解出版工作的进展。最后，书总算继续印下去了，出版工作进行得还挺顺利，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此前究竟为什么停滞。德·马勒舍先生还不辞辛苦，三番五次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终于让我放下心来。我绝对信任他的公正，这份信任战胜了我的迷惘，他对我的劝说见效了。见我心急如焚、惶惑不安，他也很怜悯我。想起他身边那群哲学家不断在他耳边啰唣的话，他更加同情我了。我之前说过，我搬到退隐庐的时候，他们就声称我不可能久留；看见我坚持住下来，他们又说我执拗骄傲，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却不好意思改口，日子挨得十分痛苦。德·马勒舍先生当时信以为真，还写信劝我。我如此敬仰的人居然也听信这样错误的看法，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一连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归隐田园的真实动机。我在信里如实描写了我的喜好、志趣、性格以及思想。这四封信都没有打草稿，信笔写成，写完后都没有重读一遍，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气呵成的作品。我在诸多痛苦和极度颓丧的重压下尚能如此，着实令人惊讶。我觉得自己眼看就要死了，一想到自己在正人君子心目中留下这么一个对我不公平的印象，真让我觉得肝胆俱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四封信仓促构建起一个纲要，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我计划的回忆录。德·马勒舍先生对这几封信很满意，还拿到巴黎给别人看。这四封信可以说是我在这本书中详述内容的摘要，值得保存下来。我曾请他让人抄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收录在我的信函集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最让我伤心的是，没有一位具备文学修养又值得信任的人能让我放心托付自己的手稿，在我死后替我保管整理。我去日内瓦旅行归来后和穆尔杜成了朋友。我很喜欢这位年轻人，倒是期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达了这个愿望。如果他能处理好自己的事，而他的家庭也允许他这样做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欣然担负起这项充满人情味的善举。虽然得不到这种待遇，但我至少要向他表示我的信任，所以我把《萨瓦副本堂神父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一份。他很喜欢这篇文章，但是他回信的反应没有我期待的那么热烈。他还希望得到几篇我从未给别人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悼德·奥尔良公爵》寄给了他。这篇悼词是我为达尔蒂神父写的，然而神父没有料到最后受邀念悼词的不是他，所以没派上用场。

印刷工作恢复以后一直顺利进行，没再出什么波折。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前两卷的改版要求极度严苛，后两卷却没挑任何毛病就放行付梓。我还是不放心，在这里值得提一提。在我对耶稣会士的恐惧过后，我又开始害怕起冉森派和哲学家来。我憎恨一切党派和派系，也从来不指望任何党派或派系的人对我有好感。那两个“碎嘴子”不久前搬出了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和我紧邻的地方。在他们的房间可以听到我家屋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轻松爬过一道小隔墙就可以爬上我的塔楼。这座塔楼被我当成了工作室，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还有寄给我的印好的散页，我边收拾边装订，在作品正式出版前很久，桌上就已经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太轻率，太愚蠢，太信任马达斯先生（我住的地方属于他的花园），晚上常常忘记锁好塔楼的门，到了早晨就发现塔楼门户洞开。若不是我发觉稿件有被人翻动的痕迹，甚至连这都不会放在心上。数次发觉这一现象之后，我就多了些小心，留神把塔楼的门锁上。但是门锁不好用，上锁也锁不紧。这时我留心观察，发现稿件翻动的痕迹反而比门户洞开的时候厉害。终于有一天，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翼而飞，一连一天两夜都不知所终，直到第三天早晨才重新出现在书桌上。当时和后来我都没有疑心过马达斯先生，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贝尔西耶先生，我知道他们俩都很喜欢我，也完全信任他们。我开始对那两个“碎嘴子”产生了怀疑。我知道他们虽然都是冉森派教徒，可是都和达朗贝尔有些关系，他们甚至住过同一所房子。

这让我有些不安，比以前更加小心。我把稿件全都拿回房间里，从此不再和那两个人往来。我当初一时糊涂，把《爱弥儿》第一卷借给他们，据我所知，他们拿着那本书在好几户人家招摇。他们一直是我的邻居，但从那时起到我离开为止，我和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往来。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千万不要将我的任何著作私自运到法国来，所以他向主管官员正式申报，请求官方批准这部著作通过海路从鲁昂运抵法国。雷伊没有收到回复。包裹在鲁昂滞留了好几个月，险些被没收，雷伊不依不饶地和海关纠缠，最后只好返还给他。有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几本，这本书就这样在法国无声无息地流传开来。

莫勒翁听说过这本书，他神秘兮兮地和我谈起这部作品，让我大吃一惊。他语焉不详的口吻可能让我惴惴不安，不过我自信这本书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指摘，便安下心来。我甚至确信德·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另眼相看，对于我在书中对他的颂扬，他必定心领神会，当然会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对抗德·蓬巴杜夫人的恶意。

可想而知，此时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仰仗德·卢森堡先生的盛情，期望他在必要时为我撑腰，而他在这段时间对我的友好表示也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更加动人。复活节前后，他来乡下小住，我身体实在不好，没法去城堡拜见他，他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实在受罪，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检查一番。他派人去请科姆，亲自领着他来我这里，还陪在我家亲眼看我动手术，对于位高权重的贵族来说，这份勇气的确稀罕可敬。所谓的手术其实只不过是探查而已，持续了很长时间，让我痛苦不堪。此前我一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探查，当初莫朗试了许多次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手法轻巧，技艺超群，在让我忍受了两个多小时的剧痛之后，他终于插入了一根细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不要呻吟，以免仁慈而细心的元帅为我揪心。第一次检查时，科姆修士告诉我，他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第二次检查时，又探不到那块结石了。他小心翼翼，再三试探，让我觉得时间过得慢极了。最后，他宣布说我体内没有结石，不过前列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硬性肿瘤，他觉得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预言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但是会长寿。如果他预言的这两点都能应验，那看来我一时半会还无法摆脱病痛的折磨呢。

寻医问药那么多年，被诊断出不下二十种病症，其实我一种也没有。现在我终于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但又不致死，它会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生命终结。这么一来，我也就不再胡思乱想，再也不幻想自己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的情景，也不再担心很久以前折断在尿道里的一小截探条会演化成结石了。对我来说，臆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症状还折磨人，现在臆想的病痛消除了，实际的症状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从那以后，这种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比以前大大减轻了。每当我想到这完全是拜德·卢森堡先生所赐时，我就不能不为追思他而伤感动容。

我又恢复了生命力，于是又开始规划如何安度余生。只等《爱弥儿》出版，我马上就要执行我的计划。当时我想去位于卢瓦尔河谷的都兰地区，我曾经去过那里，温和的气候和淳朴的民风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土地丰美，水秀山明

得天造化，人杰地灵

此前我曾经和德·卢森堡先生谈过这项计划，当时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旧事重提，说自己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他便建议我不妨搬到距巴黎十五法里的美尔鲁堡去，那里可能是一个合我心意的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意让我住在那里。这个建议让我感怀至深，也确实甚合我意。不过首先必须去那里看一看。我们约定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驾车来接我。可惜，那一天我不巧觉得很不舒服，不得不推迟前往，后来又发生了些意料之外的事，机缘不巧，最后一直没能成行。再后来，我得知美尔鲁并不属于元帅先生而是元帅夫人的地产，没有去成反而让我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