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第2页）

我多想再多谈几件关于乔治·基思的轶事啊！我最后的快乐回忆都是拜他所赐，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里只有苦恼和忧愁。我想起那些事情就伤心，越想越乱，悲从中来，根本理不出头绪，下笔也谈不上什么层次，今后我只能随着记忆沉浮，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了。

没过多久，国王给了勋爵答复，批准我在此避难，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勋爵成了我的辩护人和保护人。实话实话，国王陛下不但赞同他的所作所为，还委托他赏赐我十二个金路易。这项任务让仁慈的勋爵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能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又不让我感到侮辱。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将这笔钱折算成实物。他通知我说，奉国王之命，他将为我提供薪柴和木炭，让我打理好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补充说——也许是他自己的意思——国王愿意为我建一所小房子，式样完全随我的意，只要我愿意选定地点就行。这份馈赠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忘掉了那十二个金路易的小气。这两项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是从此我便将腓特烈国王看成了我的恩人和保护者，我对他的好感是真心实意，也开始关心他的光荣，正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不久之后，普鲁士国王签署和约，我做了一个雅致的灯饰表达喜悦之情。那是一个花环式的小彩灯，用来装饰我住的房子。出于某种自命清高的报复心理，我在这个灯饰上花的钱差不多就是他原打算赏赐给我的金额。

和约签署后，我以为他的军政伟业既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那自然该要休养生息，振兴农业，发展商贸，开垦荒地，安置居民，与邻邦和平相处，从欧洲的魔王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为自己造就另一份光荣。他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放下宝剑，因为不会再有人迫使他举起宝剑了。然而他并没有解除武装，我生怕他不能审时度势，在成为伟人的路上半途而废。为此，我斗胆给他写了一封信，采用他那种性格的人爱听的随意笔调，将神圣的真理之声送到了他的耳边——有资格倾听这种真理之声的国王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这件放肆的事我是私下里做的，只有我和国王知道，连勋爵也不知情。我将致国王的信封得好好的，交给勋爵，勋爵也没打听信中的内容便将我的信送了出去。国王没有答复。不久之后，勋爵去了柏林，国王只告诉他说，我狠狠把他教训了一顿。到那时我才了解，我的信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一片赤胆忠心只被当作道学先生的昏话。说实在的，这的确可能是一番昏话，也许我说了不该我说的话，用了不该我用的语气。但我可以保证，我写这封信完全是出于良苦用心。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后不久，种种迹象都让我觉得，人们会让我在这里安安生生地待下去，所以干脆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一生中的不同时期，我曾经多次动过这个念头。在蒙莫朗西时我就想这么穿，因为那时我经常用探条，不得不待在卧室里，穿长袍非常方便。当时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蒙莫朗西的亲戚，机缘凑巧，我就请他做了一件新装。别人也许会说闲话，可我不在乎。不过，在换上新装前，我还是征求了德·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大力支持，于是我就置办了一小箱亚美尼亚服装。但是，攻击我的风暴席卷起来，我不得不等到风波过去了再穿。几个月之后，我旧病复发，不得不再次用上探条，这时我才又想起来这些衣服，觉得在莫蒂埃穿这种装束不会有什么风险，事先还专门请教了当地牧师，他说我穿这种衣服上教堂也不足为奇。于是我就穿上了长袍，披上了皮斗篷，戴上皮圆帽，系上大腰带。我穿成这样参加完教堂圣事之后，觉得干脆穿着这身到勋爵府上也无妨。总督阁下见我这身装束也没说什么，只是用阿拉伯语客客气气说了声“你好”。从此，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已经完全抛弃了文学，只想自己做主，过着宁静甜美的生活。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即使无事可做也从来不会觉得无聊。我的想象力可以填补一切空白，根本闲不住。我这辈子都无法忍受人们坐在屋里高谈阔论的场面。走走路，散散步，至少腿脚和眼睛都没闲着，可是抱着胳臂坐在屋里，一个劲地聊着今天天气如何，抱怨苍蝇飞来飞去，或者（更糟糕的是）互相恭维，溜须拍马，那对我简直是酷刑。为了不让自己像个野人，我学起了编花边。我拿着靠垫去邻居家串门，或者和女人一样坐在门口做手工活，跟过路的人聊聊天。手上有事情做，我就能略微忍受无聊的废话，在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也不觉得厌烦。我有几位女邻居模样相当可爱，而且不缺乏才智，其中有一位伊莎贝尔·德·伊维诺瓦，她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和她的关系比和别人更好。这种友谊让她受益良多，我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紧要关头还关照过她。现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多亏了我才拥有了那样的头脑、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生活和幸福。对于我而言，多亏了她，我才得到了许多温馨的安慰，特别是在一个凄冷的冬季，那时日胜一日的病痛和苦恼对我两面夹击，她经常来陪戴莱丝和我彻夜长谈，她善于运用自己的才智，和我们促膝谈心，陪我们打发漫漫冬夜。她称我为爸爸，我唤她作女儿，我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彼此，希望这两个称呼在她和我心里都永远留下亲切感人的记忆。我编的花边都被我当作礼物，在我那些年轻的女性朋友结婚时送给她们，条件是她们将来必须亲自给孩子哺乳。伊沙贝尔的姐姐就收到了这样一份结婚礼物，并且没有辜负它；伊沙贝尔同样也有一份，她在主观上也不愿辜负这份心意，只可惜没有这样的福分。我赠送花边的时候，给她们每人都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传诵一时，第二封信却默默无闻。不过，友谊本来也不需要大张旗鼓。

我与左邻右舍还有不少来往，在此就不一一细说了。不过我和皮利上校的交往值得一提。皮利上校在山上有一所夏天避暑的宅子，我并不打算和他往来，因为我知道他在宫廷处得不好，和勋爵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平时根本不去拜见勋爵。但是他却客客气气来看我，我也就不得不回访。一来二去，我们就熟了，有时还邀请对方在自己家里吃饭。我在他家认识了德·贝鲁先生，后来我和德·贝鲁先生交往密切，免不了要先谈一谈他。

德·贝鲁先生来自美洲，是苏里南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他的继承人、来自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司令官的遗孀，这位遗孀再度丧夫之后，便带着第一任丈夫的儿子来到第二任丈夫的故乡落脚。德·贝鲁是家中独子，十分富有，得到母亲的百般疼爱和精心抚养，良好的教育让他受益匪浅。他涉猎广泛，对许多领域都略懂一二，爱好艺术，尤其喜欢标榜自己善于逻辑推理。他的气质有些像荷兰人，神情冷峻深邃，皮肤黝黑，性格内敛，这些特质很容易让人相信他的推理能力。他年纪轻轻就有耳背和痛风的毛病，所以举手投足都很稳重，感觉十分严肃。他喜欢和人争论，有时候能吵很长时间，但是总体说来，他的话不算多，因为他听力不好。这副仪表让我肃然起敬，我心想：“这是位思想家，是个明智的人，和这样的人做朋友是一件幸事。”他常和我聊天，但从没恭维过我，让我对他更加尊敬。他很少谈到我，也不太谈我的书，更是很少说他自己的事。倒不是他没有见解，相反，他说出口的话都不无道理，言辞之准确十分吸引我。他的思想没有勋爵那么高深透彻，但是同样朴实。从这一点来说，他和勋爵如出一辙。我对他并不着迷，不过因为敬佩而逐渐产生了好感，慢慢发展成了友情。我完全忘了当初不愿与德·霍尔巴赫男爵交朋友时的托辞：他太富有了。现在，我相信自己当时确实是错了。我终于明白，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不管他是谁，是很难真心喜欢我和我那些原则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很少见到德·贝鲁，因为他每年只到皮利上校的山居来一次，而我又不去纳沙泰尔。可我为什么不去纳沙泰尔呢？纯粹是因为孩子气，这种孩子脾气还不能避而不谈。

我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此避难，总算可以免遭迫害，但是我无法躲避公众、市政官吏和牧师的坊间传闻。自从法国对我发动攻击以来，谁要是不侮辱我，好像就不是好人。人们生怕不按迫害者的榜样行事，就会被认为是反对他们。纳沙泰尔的上层人士也就是牧师集团首先向我发难，企图策动邦议会来整治我。眼见这一企图没有得逞，牧师们就去挑唆行政长官，行政长官立刻封禁了我的书。只要一有机会，他对我绝不会客气，他到处煽风点火，甚至说就算我当初想在城里住下，人们也不会容忍。牧师们的《信使》杂志里满载荒谬的言论和无聊的伪善文章，这些言论让头脑清醒的人不齿，却也煽动起民众对我的敌意。可是，按他们的说法，我还得对他们感激涕零才对，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住下来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实际上，莫蒂埃根本就不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恨不得用量杯量空气给我，让我高价购买。他们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实际上我得到的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也正是他们不断努力要剥夺的。他们极力诽谤我，向我夸耀他们的仁慈和宽容。我原该对他们嗤之以鼻，可是我太愚蠢，竟然和他们置气，做出了坚决不去纳沙泰尔城的荒谬决心，而且竟然将这个决心贯彻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他们的态度不论好坏，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幕后另有推手。我和他们的较真，反而是抬举他们。再说，那帮既没有学识又没有教养的人只看重地位、权力和金钱，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要尊重有才之人，不明白侮辱有才之人就是丢自己的脸。

有一位曾因贪污被撤职的村长，竟然对特拉维尔谷地的警官、也就是我的朋友伊莎贝尔的丈夫说：“他们都讲那个卢梭怎么怎么聪明，你把他带来，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当然，用这种口气说话的人，再怎么表示不满都不会让我动肝火。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以及纳沙泰尔受到的待遇，我没指望当地的牧师给我什么照顾。诚然，我是由波瓦·德·拉图尔夫人介绍来的，牧师也曾对我热烈欢迎。不过在这地方，人们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客套奉承，亲切友好的表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已经正式回归新教，又生活在新教国家，所以不能不参加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会违背我皈依时的誓愿和我作为公民的义务，所以我得去参加圣事。与此同时，我又害怕走到圣体台前却被人拒绝，落得难堪。看当时的形势，日内瓦的议会和纳沙泰尔的教会都已经闹得沸反盈天，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在教堂领圣餐时给我难看。

所以，圣餐礼将近的时候，我决定给蒙莫朗贝尔西耶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我的心愿，向他声明我的心始终属于新教教会。同时，我对他说，为了避免有关信条的无谓争辩，我不愿私下里对信条作任何解释。这件事办完之后，我就放心了，因为蒙莫朗贝尔西耶先生绝不会同意我不经过信条辩论就去领圣餐，而我又有言在先，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让我去领圣餐，事情就能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谁知事情的发展完全不像我想的那样。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蒙莫朗贝尔西耶先生亲自登门，不但向我明确表示，在我提出的条件下，他允许我去领圣餐，而且还说，他和老教友们都以有我这样一位信徒而引以为荣。我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也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的欣慰。孑然一身生活在人世间是一种十分凄凉的命运，特别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不过现在，在重重通缉和迫害之中，我还可以对自己说：“至少我还和教友们在一起。”这真是莫大的幸福。于是，我心情激动地上教堂领了圣餐，感激和温馨让我热泪盈眶，这也许是圣餐礼上最让上帝满意的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德·布弗莱夫人的一封信，应该是通过达朗贝尔转交的，至少我猜测是这样，因为达朗贝尔认识勋爵。这是我离开蒙莫朗西以后这位夫人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痛斥我不该给蒙莫朗贝尔西耶先生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领圣餐。我不懂她这股怒火是冲着谁发的，要知道，自从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公开宣布自己是新教徒，还公然去过荷兰教堂，当时谁也没说我做得不对。德·布弗莱伯爵夫人居然想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指导我，我觉得未免太可笑了。不过，尽管完全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不怀疑她是出于好意，所以对这番离奇的谴责也不生气，我平心静气地给她写了封回信，说明了我这样做的理由。

与此同时，辱骂我的印刷品层出不穷，好心肠的作者们指责当局对我太过纵容。主谋者始终在幕后指挥这场鸡鸣狗吠的大合唱，实在是阴森可怕。我呢，任凭他们去说，丝毫不为所动。有人言之凿凿地对我说，索邦神学院为此写了一封贬书。我根本不信。索邦神学院怎么会掺和这种事？难道他们要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啊。难道他们想证明我不是合格的新教徒？——可这与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又有什么相干？这份积极真是鸠占鹊巢，简直是要顶替我们的新教牧师了。在亲眼见到贬书前，我真以为是他人假借索邦神学院之名散布的谣言，以此讥笑这所神学院，读完贬书全文之后我更相信是这样。最后，当这封贬书的真实性实在不容置疑之后，我只有一个想法：应该把这整所神学院的人都关进疯人院。

另一份材料对我的打击比较大，因为它来自一位我一直敬仰的人。我佩服这个人的坚定，但是不免对他的盲目感到惋惜。这就是巴黎大主教抨击我的训谕。我觉得必须予以答复，义不容辞。我可以不失身份地做出回应，就像当年答复波兰国王一样。我从来不喜欢伏尔泰式的粗暴争吵，我只在不损及对方尊严的前提下才会和人争辩，也只有在确信对方不会辱没我的回击时，才肯自卫。我毫不怀疑那篇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虽然当时他们自己也成了落水狗，但我在训谕里还是能看出他们棒打落水狗的做派。因此，我也按我的老规矩行事：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只对文字本身猛烈抨击。我以前一直这么做，自觉效果还不错。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生活很惬意，想要在此终老，唯独缺少可靠的生活来源。这地方的生活费用很高，我原来的家被拆散了，家具器物要么卖了，要么丢了，现在要重新安家，再加上我离开蒙莫朗西以来必不可少的开销，此前的计划全都泡汤了。我眼看着现有的一小笔钱财一天天减少，再过两三年就要坐吃山空。除了再去写书之外，我找不到任何谋生之道。可是写书这个不祥的行当，我早就已经放弃了。

我坚信，形势不久就会向对我有利的方面转变，广大民众会从一时的疯狂中醒悟，然后让当权者也为自己的疯狂感到羞赧。所以，我只要省吃俭用，坚持到否极泰来的时候就行了，等将来时来运转，我就可以在送上门的各种生财之道中选择了。因此，我又开始了《音乐辞典》的编纂工作。这部辞典我已经做了十年，现在只差最后的润色和誊清了。我的书籍不久前寄到了，为我提供了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资料，一同寄来的还有我的文件资料，我可以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集中精力写这部著作。我首先把一些信件抄录成集，作为记忆的线索，理清事件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我早已挑选好了专为此保留的信函，按顺序排列起来，差不多十年都没有间断。然而，在我誊清抄录的时候，却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从1756年10月到1757年3月，将近六个月的空白让我大吃一惊。我很清楚当时把狄德罗、德莱尔、德·埃皮奈夫人、德·舍农索夫人等人的许多封信都专门挑了出来，正好可以填补这段空白，现在全都不翼而飞。这些信都去哪里了？我的稿件保存在卢森堡公馆的几个月当中，有人动过它们吗？这实在不可思议。我亲眼看着元帅先生接过存稿件房间的钥匙。有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所有的信都没有注明日期，当时我不得不凭着记忆力大致补上日期，以便把信按次序排好。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把日期标错了，于是特意把没有日期或者我自己补填日期的信都找出来一一检查，想看看里面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的信件。可是没有。这确实是一段空白，那些信确实被人偷去了。谁偷了它们？为什么要偷？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信都写在我大吵大闹此前，是我最初为《朱丽》心醉神迷的时候写的，和谁都没有利害关系。内容顶多只涉及狄德罗的纠缠、德莱尔的几句挖苦、德·舍农索夫人乃至德·埃皮奈夫人——当时我和德·埃皮奈夫人的关系非常好——的一些友好表示。谁会在意这样的信呢？拿去能做什么呢？直到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一盗窃的丑恶目的。

确认有这段空白之后，我就查了查文稿的其他部分，看看是否还有其他缺漏。果然又发现了几处。我记性不好，那一大堆文件资料之中可能还有其他空白。《感性伦理学》的草稿没有了，《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缩写部分的草稿也没了。我承认，这后一部草稿的不翼而飞让我开始疑心是德·卢森堡夫人干的。这些文件都是她的心腹侍从拉罗什寄给我的，我想普天下也只有她会关心这堆废纸。但是另外那部草稿还有那些被取走的信，对她又有什么价值？即使对我心怀恶意的人，也不可能用它们来害我，除非是想伪造篡改。至于德·卢森堡先生，我知道他一向为人正直，我没有哪怕一瞬间疑心过他，甚至不忍心怀疑元帅夫人。为了寻找这个窃贼，我伤了很久的脑筋，最后觉得只有一个想法比较合情理，那就是归咎于达朗贝尔。他那时已经钻进了卢森堡府，很可能设法接触到这些文件，截走他中意的手稿和信件，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给我添点麻烦，也可能是想把可能有利于他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书名可能迷惑了他，让他以为发现了一部论唯物主义大作的纲要。诸位不难想象，他会如何利用这份纲要来对付我。但他只要读完草稿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

既然我已经决定彻底脱离文坛，对这次偷窃也就没放在心上，再说那位窃贼已经不是第一次对我下手，过去我一忍再忍，没有追究，没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道义的事，就当它从未发生。于是乎，我便开始整理剩下的材料，专心写我的忏悔录。

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至少是公民和市民阶层会对通缉我的命令中违反教会敕令的地方强烈抗议。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不过，普遍的不满情绪正在暗流涌动，只等时机一到就会爆发。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所谓的朋友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揭竿而起，出面领导大家反抗，还向我保证说，公众一定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担心自己一出现就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忠于自己过去的誓言：永远不插手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愿继续受辱流亡，也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本期待市民阶层通过合法而和平的手段，对这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有所表示，可他们没有任何反应。领导市民阶级的人追求的，并不是伸张真正的正义，而是彰显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大人物。他们暗中折腾，默不作声，任由伪善之人吵翻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造势的马前卒，为的是让无知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转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虔诚的宗教壮举。

我原以为有人会站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可是我白等了一年多。最后，眼看自己被同胞抛弃，我终于打定主意，放弃让我寒心失望的祖国。我原本就长期不在祖国生活，也从来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或帮助，我努力为国争光，得到的报答就是全国上下一致给我的令人不齿的待遇，应该发声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给当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那一年应该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宣布放弃我的市民权。我在这封信里多少还顾及礼数，言语十分克制。敌人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困境中做出侠义之举，而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始终很注意礼数和克制。

我这种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觉到，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该坐视不管，于是他们终于奋起捍卫我的权利，然而为时已晚。他们将长期的不满和我这件事算到一起，多次提出意见书，据理力争。议会自恃有法国zhengfu做后台，断然拒绝公民上书，态度强硬而粗暴。这样一来，人们越发感觉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踊跃扩大上书的范围，加重上书的分量。论战中发行了五花八门的小册子，但在《乡间来信》突如其来地问世前，这些小册子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为议会派辩护，写得精彩绝伦，国民代表这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本书是集作者稀世才华之大成的传世佳作，是检察长特隆桑的手笔。这位特隆桑先生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精通法律，又深谙共和国的政体。于是乎，大地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