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02（第2页）

我对这段公案的印象已经相当模糊，记忆里只有零星的碎片，理不出前后连贯的线索，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我还记得和宗教界进行过一次谈判，蒙莫朗是中间人。他谎称人们害怕我的写作搅乱地方的安宁，生怕别人怪罪这个地方让我随心所欲地乱写。他向我暗示，只要我答应封笔，一切既往不咎。我心中早有此意，所以毫不迟疑地应承下来，不过我的条件是仅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也答应了。我们立下字据，一式两份。后来宗教界没有答应我的条件，我便要求索回字据，他只还了我一份，借口另一份丢了，其实自己扣了下来。

无知民众在牧师的公开煽动下，无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闹得无法无天。在宣教的讲坛上，我被宣布为反基督者，在乡间被当作狼人一样人人喊打。在无知草民眼里，我的亚美尼亚服装成了易于辨识的靶子，我痛切感觉到这种服装的不便，可若是因此弃之不穿似乎又是懦弱的表现，所以我仍旧穿着长外套，头戴皮圆帽，从容地在当地散步，身边都是流氓的叱骂，有时还有小石头向我掷来。有好几次我从一些人家门前走过，都听见里面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未因此加快脚步，这让他们更加怒气冲天。不过他们仅限于恐吓威胁，至少没有动真枪。

在这场群情激昂的骚乱中，仍然有两件令我愉快的事。

第一件是可以通过勋爵的关系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的正人君子都为我受到的虐待和针对我的阴谋诡计而不平，他们很清楚牧师是受人指使，被人暗中操纵，做了别人的爪牙，他们生怕我这件事会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最后成立真正的宗教裁判所。地方官员们尽了一切努力来保护我，特别是继德·伊维诺瓦先生之后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平民出身的皮利上校出力更多，正是他想方设法稳住老教友，才让蒙莫朗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防止暴动，但是他只能利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对抗金钱与酒肉的诱惑。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在这一点上，蒙莫朗占了上风。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感激他的照顾和热心，很想报答他这份恩情。我知道他渴望得到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的表现不合宫廷的心意，在国王和总督面前都失了宠。尽管如此，我还是冒险写信给勋爵为他说情，甚至大着胆子提到了他对那个席位的盼望。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国王很快就把这个席位批给了他。

命运就是这样，一面把我捧上天，一面又把我踩进泥里，不断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无知小民随心所欲地给我泼脏水，我却让人当上了邦议员。另一件让我快慰的事就是德·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来看我。她们母女俩从布尔波纳矿泉疗养回来，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关怀备至，悉心照料，终于改变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反感。她这次来访让我深受感动，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正急需友谊的安慰，她的友情让我鼓起了勇气。我生怕她受不了愚民对我的侮辱，不想让她看到那些场面为我痛心。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出现能让粗野无礼的乡民多少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通过蛛丝马迹判断我平日的处境。她在我这里小住的短短几天也不消停，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夜里丢上来的。我门前的街上原本有一张笨重的石凳，原本固定在底座上，谁知竟被人卸了下来靠在我家门上，要不是有人发现，第一个开门出去的人一定会被石凳砸死。德·韦尔德兰夫人对发生的一切全都清楚，不仅是她自己亲眼所见，她的一位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泛，跟什么人都有接触，甚至还和蒙莫朗聊过。然而，她似乎对我遭受的一切都毫不在意，从不主动谈起蒙莫朗之流，我偶尔和她提起她也很少搭腔。她认为英国比任何地方都适合我，所以常和我提起当时正在巴黎的休谟先生，说他对我很有好感，愿意在英国为我出一份力。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久负盛名，尤其是在百科全书派当中，因为他写了好些关于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由普雷沃神父译为法文，休谟的著作我只读过这一本。根据别人的介绍，我认为休谟先生将共和主义精神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我觉得他为查理一世写的辩护词堪称客观公正的奇迹之作。我敬佩他的道德，也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友德·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交这位罕见人物的愿望大大增强了我想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收到了休谟通过这位夫人转寄的一封信，口吻非常客气，对我的才华大加赞赏，还殷切邀请我到英国去，他说愿意利用自己的声望把朋友们介绍给我，让我在英国住得舒服。

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勋爵先生告诉我，我对休谟的想法完全不错，他还告诉我一桩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同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不过文章付印的时候他本人不在，休谟便负责替他核对校样，还监督印行工作。此种作为与我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的人。有人写过一首歌来攻击我，我还替人家兜售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当德·韦尔德兰夫人来此和我谈起休谟时，我对此人已有先入为主的好感。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友好，如何盼望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用她的话说，休谟说我会让他蓬荜生辉。她极力劝我好好把握休谟先生的一片好心，给他写封信。我生来对英国没有好感，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走上这条路，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不过我让她做主，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她和我说了关于这位名人的一切，以至于在她离开莫蒂埃时，我已经深信休谟先生是我的朋友，而她更是他的朋友了。

她走后，蒙莫朗更加紧锣密鼓地开展暗中活动，无知小民也更加无法无天。我从容不迫地在叱骂中散步。和德·伊维诺瓦博士相处时，我对植物学产生了兴趣，这为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兴趣。我寻访各地采集植物标本，对无聊之人的叫嚣置若罔闻，可我的镇定加倍刺激了他们的疯狂。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所谓朋友的家属也公然加入了迫害者的队伍，比如德·伊维诺瓦一家，女邻居伊莎贝尔的父亲和兄长，还有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图尔夫人和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耶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愚不可及的白痴。为了不把自己气坏，我只好拿他开玩笑，用《小先知》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自称通灵的皮埃尔山中梦呓录》。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用诙谐的笔调对我所受的迫害嬉笑怒骂。德·贝鲁让人在日内瓦印刷这本小册子。文章在当地影响有限，哪怕最聪明的纳沙泰尔人也无法领略其中微妙的戏谑，只要玩笑开得稍微曲折一些，他们就感受不到其中的幽默。

这段时间里我还写了一篇比较用心的作品，手稿还保存在我的文档中。在这里，我要谈一谈这篇作品的由来。

在通缉令和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日内瓦人叫嚣得格外凶狠。我的朋友凡尔纳本着为神学献身的豪情，偏偏选在这个风口浪尖发表了一系列攻讦我的信件，污蔑我不是基督徒。那些信写得倒是神气十足，可惜不甚高明，据说博物学家博内也曾插手其间。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可一谈到我的宗教信仰，便立刻一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做派。我当然无意答复这种作品，不过当时恰好有机会在《山中来信》里说上几句，我就插入了一个揶揄的小注，气得凡尔纳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声嘶力竭地叫嚷，据德·伊维诺瓦说，他气得六神无主。不久之后，一份匿名文章问世，字里行间仿佛饱蘸着地狱之河的毒汁而不是墨水。这篇文章对我大加批判，说我把亲生儿女扔到大街上，自己和包养的妓女鬼混，染了一身花柳病——通篇都是这样悦耳动听的美言。我当然不难看出这是谁的生花妙笔。这篇满纸诽谤的文章将一个一辈子没逛过窑子的人奉为出入风月场的登徒子，还被人说是性病缠身，殊不知我不但一辈子都和这类疾病不沾边，甚至还有专业人士说我的体质天生就很难染上这种病。

写到这里，我想痛切地问一问，人世间所谓的名誉和声望究竟还有多少真正的价值。仔细权衡之后，我觉得要驳倒这篇诽谤的文章，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它拿到我居住最久的那座城市印行，于是我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再加上一条按语。我在按语中明确点出了凡尔纳先生的名字，另外还加上了几条短注，澄清事实真相。印出这篇文章还不解气，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包括路易·德·符腾堡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客气，当时和我有书信往来。这位亲王、德·贝鲁还有其他一些人似乎都怀疑凡尔纳是否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责备我这样指名道姓未免唐突。经他们一说，我也顾虑起来，赶紧写信让迪舍纳取消印刷。居伊写信告诉我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他的话是否能当真，我发现他说谎的次数太多了，多说一次也不足为奇。而且从那以后，我就被封锁在深沉的黑暗里，再也不可能透过黑暗识破任何真相了。

虽然凡尔纳先生可能与此事无关，但他默默承受了我的指控。考虑到他此前的狂怒，此番态度之温和真令我瞠目结舌。他给我写了两三封很有分寸的信，似乎是想通过我的回信摸摸我的底，看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是否有反驳他的确凿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内容简短生硬，不过措词并不失礼，他对这两封信一点也没有动气。收到第三封信时，我看出他想长期保持通信关系，便没再答复。于是他拜托德·伊维诺瓦跟我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德·贝鲁说，她可以肯定那篇文章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我的想法。如果真是我弄错了，那我应该亲自向他赔礼道歉，所以我请德·伊维诺瓦转告凡尔纳先生，如果他指出真正的作者，或者至少向我证明他不是真正的作者，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我知道，如果他确实无辜，我其实无权要求他作任何证明，所以我干脆更进一步，写了一篇很长的陈情书，一一列出了我深信他是作者的理由，还请了一位凡尔纳无法否认的仲裁者来评理。

大家都没猜到我选择的仲裁者是谁——日内瓦议会。我在陈情书的末尾声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做出力所能及的必要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章的作者，那我就毫无异议，心服口服，我会立刻跑去跪在他脚下请求宽恕，直到他愿意原谅我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发自内心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生而有之的正义之爱的信心，在这份合理而动人的陈情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因为我毫不迟疑地将势不两立的仇敌当作诬蔑我的人和我之间的仲裁者。我把这篇陈情书读给德·贝鲁听，他劝我先别发表，等凡尔纳按承诺给我证据再说，我便等着——直到今天我还等着。他劝我在等候期间不要再多说什么，我就什么都没说，有生之年也不会再说什么，任凭人们斥责我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将莫须有的罪名栽赃给凡尔纳。但我坚信他就是那篇文章的作者，就像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我的陈情书至今还在德·贝鲁先生手里，倘若有一天它得见天日，读者将在其中读到我一一列举的理由。我希望，读者可以借此了解我的同时代人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谈我在莫蒂埃遭受的那场无妄之灾了。在特拉维尔谷地住了两年半之后，在坚定不移地忍受了八个月无比恶劣的待遇之后，我又要离开了。我无法清晰回忆起那段痛苦时期的细节，但是大家在德·贝鲁发表的记事里可以一探究竟。我在下文还要谈到这篇记事。

德·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愈演愈烈。尽管国王屡次下诏，邦议会三令五申，本地领主和行政官员也多次警告，但是民众似乎认准了我就是反基督。他们见叫嚣无用，似乎打算亲自动手。我走在路上，石头便在我身边飞掷，不过扔得还比较远，砸不到我身上。终于，在九月初莫蒂埃集市开始不久的一个夜晚，我在自家屋里遭到了袭击，所有住在宅里的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半夜，我听到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石头像冰雹一样砸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噼里啪啦地落到长廊里来。睡在长廊里的狗起初还汪汪直叫，后来吓得不敢作声，躲到角落里扒着板壁又啃又挠，拼命想逃出去。我听见动静，赶紧起身过来，刚打开屋门想到厨房去，一块石头猛地扔过来，打碎窗户，飞过厨房，撞开房门，径直落到我的床脚下。倘若我走快一步，石块就会打在我的肚子上。我想那“哐啷”一声就是有意要引我出来，那块石头也准备好要给我迎面一击。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戴莱丝也起来了，浑身哆嗦着向我跑来。我们紧靠着墙，避开窗户正面，以免被石块砸到。现在出去呼救正好让人赶上砸死，我们得商量一下对策。幸好，楼下住着一位老先生，他的女仆闻声起来，跑到对门去喊领主先生。领主先生披上睡衣，立刻带警卫队赶了过来，那一夜因为有集市，警卫队恰好就在附近巡逻。见我家被砸成这副模样，领主也吓得面如土色，看见整个长廊全是石头，他不禁失声叫了出来：“上帝啊！这儿简直成了采石场！”查看楼下时，我们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冲开了，有人曾试图从长廊钻到屋子里来。我们纳闷为什么警卫队没能发现或阻止这场骚乱，结果发现那一夜的巡逻任务原本轮到其他村子当值，但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他们夜巡。

领主第二天就给邦议会打了报告，两天后，议会下令让他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悬赏捉拿肇事者，还答应为检举人保密。在案件告破之前，我的房子和毗连的领主府都设有卫兵执勤，费用由国王承担。第二天，皮利上校、默龙检察长、马蒂内领主、居约内税务官、德·伊维诺瓦司库和他的父亲，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看我，他们一致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一下，因为我在这个教区再也无法保证安全和体面了。领主先生被暴民的愤怒吓得没了主意，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很乐意看到我赶紧走开，好让他从保护我的艰巨任务中解脱出来，他自己也可以趁早脱身——我走之后，他很快也走了。于是我让步了，心里也不难过，百姓的仇恨真让我痛心疾首，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可以选择的退路不止一条。德·韦尔德兰夫人回巴黎后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这位先生对我很关注，愿意在他的地产上给我找一个去处。她把那个去处描写得引人入胜，生活起居都说得十分详细，足见沃波尔爵士的计划早和她精心商量过。勋爵则一直劝我到英格兰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产业上给我提供一处地方，但后来他又在波茨坦给我另找了个地方，和他比邻而居，这对我更有吸引力。他最近还向我转达了国王和他谈起我的一番话，言下之意也对我发出了邀请。萨克森－哥达公爵夫人对我的旅行已经翘首以待，所以她写信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我对瑞士太过留恋，舍不得离开，只要还有可能在瑞士生活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的计划。这个计划我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月，只是为了不打断叙事的线索，我一直还没来得及谈到。

这个计划就是搬到圣皮埃尔岛去。这座位于比尔湖心的小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前一年夏天我和德·贝鲁徒步旅行时曾上岛游览过，当时我就被它迷住了。从那以后，我多次想过在岛上安家。最大的障碍是这座岛属于三年前将我驱逐出境的伯尔尼人。他们当初对我态度恶劣粗暴，现在要回到他们的地盘，不但自尊心无法接受，我也担心在岛上不会有片刻安静，他们可能比在伊弗东闹得还厉害。我曾为此事请教元帅勋爵，他和我所见略同，认为伯尔尼人很乐于把我当作人质扣留在岛上，让我将来写文章时有所忌惮。勋爵也曾托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居斯图尔勒先生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接触伯尔尼邦的领袖人物之后，向元帅勋爵保证说，伯尔尼人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深感羞愧，很乐意让我定居在圣皮埃尔岛上，绝对不会来骚扰我。出于慎重起见，我在冒险动身前，又托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下，夏耶上校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当岛上的医院税务员获得让我住进该岛的允许之后，我觉得，既然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岛屿所有者都已默许，那我住到税务员家里应该不会有危险，之所以说默许，是因为我不指望伯尔尼的头头脑脑会公开承认他们过去的不公正，不可能指望他们违背一切掌权者最不可侵犯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被称作拉摩特岛，意思是“土块”，这座岛位于比尔湖中心，方圆大约半法里。地方不大，生活必需的一切却都应有尽有。岛上有田地、草场、果园、树林和葡萄园，丘陵起伏，地势变化多端，布局别有意趣，岛上各部分互相掩映，不会一览无余，让人感觉这座岛比实际要大。岛的西面是一片很高的台地，面向格勒莱斯和博纳维尔两座小镇。台地上是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中间被一座大沙龙拦腰截断。到了葡萄收获的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都从邻近的湖岸聚集到这里来跳舞欢庆。岛上只有一幢楼房，那是税务员的住所，宽敞舒适，坐落在低洼处，刮大风也不怕。

从这座岛向南，五六百步之外还有一座小得多的岛，小岛上荒无人烟，没有田耕，仿佛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撕裂，分离出去的。沙砾中只有柳树和春蓼生长，不过岛上有一座高岗，绿草如茵，赏心悦目。湖面形状近乎规则的椭圆形，湖岸景色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秀丽，但也算风景宜人，尤其是人烟稠密的西岸，山脚下铺展着一片片葡萄园，让人仿佛置身于法国罗讷河畔的科特－罗蒂，只不过出产的葡萄酒没有那么香醇。沿着湖的西岸由南向北走去，可以看到圣－让司法管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尔市和位于湖尽头的尼多镇，市镇之间还点缀着许多村庄，风景十分宜人。

这就是我早早为自己规划好的归隐之地，我决计离开特拉维尔谷地之后就到那里安家。此地太适合孤僻懒散的我，定居此岛很快便成了最让我醉心的甜蜜梦想。我觉得，住在这座岛上更与世隔绝，更能避开他们的侮辱，被他们忘却，我就能沉醉于闲散安逸和美好的沉思冥想了。我恨不得将自己幽闭在这座岛上，与世人不再有任何接触。上岛之后，我采取了一切想象得出的措施，避免与世人往来。

我要解决的首先是生活问题。岛上食品昂贵，交通不便，生活费用很高。另外，住在岛上就要完全听从税务员的安排。此前那帮书商揽下我的作品集又撇下不管，现在德·贝鲁很乐意接替他们。他和我一商量，我便把出版全集需要的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自己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排。这样一来，交通不便的困难算是解决了。我还答应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出版，让他保管我的全部文稿，唯一明文规定的条件就是要等我死后再动用它们，因为我只求平静度过余生，不愿再让世人想起我。根据我们的安排，他支付给我的终身年金足够我维持生活。元帅勋爵收回全部家业之后，提出赠与我一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年金，我推辞一番，将金额减去一半才接受下来。勋爵要把年金的本金交给我，我只得婉拒，于是他就把这笔钱交给了德·贝鲁，现在也还在德·贝鲁手里，德·贝鲁便按他和馈赠人商定的标准向我支付年金。这样一来，德·贝鲁的合同、元帅勋爵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戴莱丝）以及我从迪舍纳手里支取的三百法郎年金全部加在一起，我很有指望过得像模像样。即使在我死后，戴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雷伊的年金和元帅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我已经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总之，我不必担心她没有面包吃，也不必害怕我自己会饿死了。

然而，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荣誉感迫使我拒绝幸运和劳动送上门来的一切财源，注定我死时和在世时一样贫困潦倒。读者可以想一想，我是否可能任由别人处心积虑断绝我的一切生活来源，接受让我身败名裂的种种安排？他们怎么可能料到我在这二者不可兼得时做出的选择呢？他们总是拿自己的心来揣度我的想法。

生活方面没有了后顾之忧，其他方面也就没有顾虑了。我把整个世界都让给我的仇敌为所欲为，留给自己的只有贯穿我文字始终的高贵激情和一以贯之的思想准则，这些都是我心灵的证物，与我发自天性的行为完全一致。我不再需要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尽可以把我的形象描画得面目全非，但是他们只能蒙骗甘心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进行彻底的批判。我有许多过失，软弱，生性无法忍受任何羁绊，但是透过这些特点，人们看到的终究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没有怨恨，没有嫉妒心，与世无争，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更善于忘记别人辜负自己的地方，他只在缠绵温厚的感情中寻找幸福，真诚得有失谨慎，真诚到难以置信的忘我境界。